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解决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传承，最早开始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噶举，噶玛噶举派的领袖噶玛拔希在圆寂前委任邬坚巴·仁钦贝（1230—1309）为楚布寺的住持，令其寻找自己的转世。1288年，邬坚巴·仁钦贝通过访问、辨识噶玛拔希遗物等方式，确定来自吉隆县一位陶匠的儿子攘迥多吉（rang-byung-rdo-rje，1284—1339）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攘迥多吉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位经过认定而继承前世的转世活佛。因噶玛拔希得到蒙哥汗赏赐的黑色僧帽为其标记，这个活佛转世系统把都松钦巴看成黑帽派第一世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佛，其后的攘迥多吉、乳必多吉则依次被称为第三世和第四世转世活佛，被称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攘迥多吉被迎入楚布寺后，7岁受沙弥戒，18岁受比丘戒，并像普通僧人一样举行出家和参加僧团的仪式。这一做法成为后世转世活佛必须遵循的成规，它明确了活佛转世是为了培养具有权威的宗教领袖人物，转世灵童必须进入前辈的寺院，出家受戒，成为出家僧人，这样就把活佛转世与众生六道轮回中的转生和菩萨化现的帝王等概念区分开来，使得活佛转世成为一个有独特含义的佛教概念。而通过转世灵童拜师受戒，与高僧形成师徒关系，使得转世活佛的老师也在本教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为形成新的转世活佛系统奠定了基础，促成活佛转世从单个向群体的演变。转世灵童通过逐步形成的一套选认和培养办法，从幼童中选优，并得到良好的师资和学习条件，更有可能成为一名有权威、有学识和领导能力的僧人。1333年和1337年，应元文宗和元顺帝的召请，攘迥多吉两次前往北京，为皇室说法。元顺帝先后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赐玉印、金字圆符等，赐给金银珠宝和一些寺院。1339年攘迥多吉在大都圆寂。灵塔被迎请回西藏，安放在楚布寺中，并塑造了他的金像和等身像。元朝皇帝的封赏，为这一系转世活佛的存续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攘迥多吉圆寂四年后，他的转世灵童在昌都被找到，就是被藏族人称之为“游戏金刚”的乳必多吉。乳必多吉在元顺帝时也曾经奉召进京，在元朝宫廷中传法，并得到元顺帝的封赏。明朝建立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派大臣赴西藏召请佛教首领来南京。1374年，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乳必多吉即派贡使向明朝中央政府朝贡，他虽然没有亲自到南京，但是明朝对他也礼遇隆重，封他为灌顶国师。明太祖还在洪武八年（1375）正月赐给楚布寺的诏书中说：“皇帝圣旨：中书省官我跟前题奏，西安行都卫文书里呈来，说乌思藏哈尔麻剌麻卒尔普寺在那里住坐修行。我想修行是好的勾当，教他稳便在那里住坐，诸色人等休教骚扰，说与那地面里官人们知道者。”乳必多吉在此后不久就圆寂了，他的转世即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永乐皇帝即位后派人进藏迎请他，他在1407年奉召到南京，在南京灵谷寺为明太祖夫妇超荐亡灵，永乐五年二月庚寅，“尚师哈立麻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事竣，赐哈立麻金百两、银二千锭、彩币表里二十、马九匹。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答师巴罗葛罗思等各银二百两、钞二百锭、彩币十、马三匹。余徒众赐赉有差”。噶玛巴除了率领僧众在灵谷寺（今南京市中山陵东面）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14天外，还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无量灌顶，讲经译经，因此被明永乐皇帝册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永乐五年七月间，明成祖的皇后徐氏（明初名将徐达之女）去世，大宝法王奉诏先后在灵谷寺等寺院为她诵经超荐，后来又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诵经超度亡灵。约在十月中，噶玛巴从五台山返回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明成祖致书噶玛巴，再次感谢法王于五台山道场举办超荐大典，并谓法王返京，道路跋涉，劳顿良多，正宜从容休息，今遣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躬诣，请法王即就灵谷寺宣扬法教。

　　在明朝所封法王中，大宝法王地位最高，自此这一封号成为该派历代转世活佛的世袭封号。得银协巴1415年圆寂后，噶玛噶举派开始寻访其转世灵童。在确认出生于工布地区的通哇敦丹（mthong-ba-don-ldan，1416—1453）为其转世灵童后，报告明朝朝廷。明成祖于1424年在派遣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进藏办事时，还令他前往工布地方“审察”转世灵童，班丹扎释回京时，明成祖已去世，其子洪熙皇帝即位一年又去世，因此他向明成祖的孙子宣德皇帝汇报了“审察”转世灵童的情况。这是中央朝廷首次派人进藏审察转世灵童的真伪、参与活佛转世事务的事例。通哇敦丹继承了大宝法王的封号，得到了明朝的承认。明朝曾召请他进京，但未能成行，只是从1426年开始，先后8次遣使向明朝进贡。黑帽系第八世弥觉多杰（1507—1554）时，明武宗遣中官刘允耗费巨资召请他进京，但是没有成功。

　　元代攘迥多吉应召进京时，委任其弟子扎巴僧格（grags-pa-seng-ge，1283—1349）住持楚布寺，因扎巴僧格学识和道行卓异而被元顺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获赐一顶红帽，他建乃朗寺作为驻锡地。1349年，扎巴僧格圆寂后，噶玛噶举派寻访并确定喀觉旺波（mkhav-spyod-dbang-po，1305—1405）为红帽系二世活佛。由此开始了该派红帽系活佛的转世。红帽系第四世却扎意希于明弘治三年（1490）在拉萨西北建羊八井寺，作为红帽系活佛的驻锡地。

　　据记载，由于格鲁派兴起后与噶玛噶举的矛盾，在红帽系四世的主使下，当时掌权的仁蚌巴从1498年起禁止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拉萨祈愿大法会，改由萨迦派僧人或噶玛派僧人来主持法会，直到1517年才恢复格鲁派僧人主持祈愿大法会的权利。1609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曲结旺久在西藏当地第一次将藏文《甘珠尔》全部刻版付印，成为西藏宗教及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在明代，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和红帽系常常有互相传法、授戒的记载，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两个最主要的活佛系统。

　　后来在噶玛噶举派中还出现了巴俄、司徒、嘉曹等几个活佛转世系统。其中第二世巴俄活佛祖拉陈瓦（1504—1566）是著名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的作者。他的出生地为拉萨地区的聂唐，认证他是第一世巴俄活佛曲旺伦珠的转世灵童后，被迎请到洛扎的卓沃隆寺院举行坐床典礼。他从42岁（1545年）开始撰写，于61岁（1564年）时完成《贤者喜宴》的写作。

　　1419年宗喀巴大师圆寂时，格鲁派领袖人物的继承还没有采取活佛转世的办法。宗喀巴大师创建甘丹寺以后，一直担任甘丹寺的住持，所以他圆寂以后继承甘丹寺的住持职务也即是继承宗喀巴大师的宗教地位。当时格鲁派是采取师徒传承的办法，由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贾曹杰继承甘丹寺的住持，贾曹杰在他1432年去世的前一年即1431年委任宗喀巴大师的另一个大弟子克珠杰担任甘丹寺的住持。1438年克珠杰去世后，由宗喀巴大师的另一个弟子夏鲁哇勒巴坚赞继任，夏鲁哇勒巴坚赞之后是洛追却迥继任，洛追却迥之后是克珠杰的弟弟巴索却吉坚赞（后来他的转世成为济咙活佛，即功德林活佛），其后相继继任的是洛追丹巴和闷朗泊哇。从贾曹杰到闷朗泊哇，7位继任甘丹寺住持的人都是后藏地方的人，而格鲁派人认为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七人被称为“文殊后藏七传”。

　　由甘丹赤巴这一职务担任格鲁派的领袖，在格鲁派初期发展中对保持教派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几十年以后，这种体制也显露出明显的弱点。按照自然形成的惯例，担任甘丹赤巴的人必须是在寺院中长期学习经典，并且在甘丹寺中出任绛孜扎仓或者是夏孜扎仓的堪布，即成为绛孜曲杰或者夏孜曲杰后，才有可能担任甘丹赤巴。这样，格鲁派僧人到有幸担任甘丹赤巴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在任期间也不能很长。这种体制虽然减少了领袖人物继承上的竞争和矛盾，但是也造成甘丹赤巴的领导力和号召力不强的弊病。特别是作为宗教教派的领袖人物，甘丹赤巴还缺少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特别是随着格鲁派的发展，遇到的其他教派的敌视、限制和打击也越来越大，格鲁派就需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出来主持教派的各方面的事务，这就是格鲁派在教派创立近一个世纪后普遍采取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解决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的原因。

　　格鲁派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陆续出现的众多的活佛转世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这一活佛转世系统开始于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根敦珠巴（dge-vdun-grub-pa，1391—1474），他是后藏的赛地方（在萨迦县的东部与日喀则市交界的地方，当地有一条赛曲河流过）人，父亲是一个牧民。他出生时家里遭土匪抢劫，流落到纳塘，他小时候曾为别人放羊谋生，年轻时在纳塘寺出家学佛。1415年，他到前藏学习，曾拜见宗喀巴大师，跟从宗喀巴大师学习过佛法，成为宗喀巴大师晚年所收的一个弟子。1431年，他回到后藏地区，在纳塘寺等寺院讲经说法，逐渐有了声望。1447年，他在日喀则地区地方首领的支持下，创建扎什伦布寺，以后他一直担任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称为日喀则一带格鲁派僧人的首领。

　　根敦珠巴圆寂后，关于他的领袖地位的继承，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才确定为采取活佛转世的办法。据意希孜莫《一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晚年时，他对其法座的继承人就有过考虑，当时是决定从他的弟子中选择继承人。不过在根敦珠巴圆寂后，也有一些关于他将转世的议论。不久在谢通门的达那普有一个男孩出生后，据说自幼诸多灵异，其家庭和达那一带僧俗盛传他可能是根敦珠巴的转世，但是直到他10岁时，才经过扎什伦布寺僧众商议，由扎什伦布寺吉索派森本卓玛和噶居巴多吉坚赞等人前去迎请他到扎什伦布寺，1486年6月4日由当时的住持隆日嘉措给他剃度并授居士戒，起名为根敦嘉措。此后根敦嘉措在扎什伦布寺学经，并渐有名声。据说在他17岁的鼠年（1492）十一月，扎什伦布寺僧众到江孜乃宁寺举行法会，向他请求加持的人远远超过向法台意希孜莫请求加持的人，引起意希孜莫侍从们的不满，加上他在扎什伦布寺只给学经僧人供过一次茶饭，更增添了侍从们的嫉恨，纳塘寺堪布喜饶坚赞说：“那人对我的上师就很不恭敬，那样的人的儿子不会是遍知一切根敦珠巴的转世。”意希孜莫分辨不清黑白，对根敦嘉措亦加以刁难。正好曲杰门朗贝邀请根敦嘉措到前藏去，于是根敦嘉措在1494年2月离开扎什伦布寺到哲蚌寺，受到哲蚌寺法台嘉央勒巴群觉的欢迎。1501年，根敦嘉措受沃卡地区僧俗首领邀请到曲科杰地方传法，后来他在前藏各地学经传法，与各地僧俗首领建立关系，逐渐成为格鲁派的著名高僧。1509年，他在沃卡兴建曲科杰寺。并应扎什伦布寺法台意希孜莫的邀请返回扎什伦布寺，与意希孜莫和好，并在1512年出任扎什伦布寺法台。此时格鲁派正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从1498年起，掌握西藏地方实权的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格鲁派自己创立的每年一度的拉萨祈愿大法会。1517年，根敦嘉措出任哲蚌寺法台，1518年，由他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可见他在恢复格鲁派的地位并使格鲁派走出困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25年，他又兼任色拉寺法台，成为格鲁派中地位超过甘丹赤巴的声名显赫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根敦嘉措1542年圆寂后，寻找他的转世就成为顺乎情理的事情。

　　根敦嘉措（后来被追认为二世达赖喇嘛）去世后，1546年哲蚌寺正式迎请了他的转世灵童，此即出生于堆龙德庆地方一贵族家的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索南嘉措成为格鲁派的领袖后，曾到前后藏各地活动，扩大格鲁派的影响，虽然与拉萨、山南地区的一些世俗贵族关系很好，但无论是仁蚌巴家族还是辛厦巴家族都反对格鲁派，支持噶玛噶举派，格鲁派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支持，难以彻底改变受压制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索南嘉措只好求助于当时正扩展势力及于青藏高原北部的蒙古族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比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建立的时间稍晚一些，格鲁派和其他一些教派也开始建立起一些活佛转世系统，加上噶玛噶举派从元代开始建立的活佛转世系统，使得活佛转世成为解决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领袖人物传承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对后来的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