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地区旧称热河，清朝在此修建了结构完备、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每年酷夏，朝廷大队人马经古北口前往热河，皇帝与留守北京的大臣之间文件频传，热河成为第二政治中心。这里也是清王朝接见蒙藏地区上层政教人士的重要场所。

　　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于20世纪30年代在承德旅行，他认为，“价值连城、壮丽无比的众多建筑使承德焕然一新……在远离内地的边塞前哨建有这样的城市，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政治作用。”1994年，承德市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清朝时期，避暑山庄内建有四座佛寺，山庄外建有十二座寺庙。其中，山庄向北的山丘地带有八座，自西向东依次是：罗汉堂、广安寺（又称戒台）、殊像寺、普陀宗乘庙（又称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庙（又称新宫）、普宁寺（又称大佛寺）、普佑寺、广缘寺。山庄的东面，与山庄隔桥相望，有四座寺庙，自北而南分别是：安远庙（又称伊犁庙）、普乐寺（又称圆亭子）、溥善寺（又称后寺）、溥仁寺（又称前寺）。

　　十二座寺庙中，普佑寺是普宁寺的附属庙，普乐寺、广安寺（又称戒台）和罗汉堂三座寺庙平常不驻僧人，直属于内务府绿营守护，另外八座寺庙为僧人常驻寺，隶属于专管蒙藏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管理，因处在避暑山庄之外，俗称外八庙。

　　殊像寺位于普陀宗乘庙西面一公里处。乾隆皇帝的母亲曾到五台山的殊像寺拜佛，十分欣赏殿内的文殊菩萨像，回京后令乾隆在北京修建宝像寺、在承德修建殊像寺，两寺被视为清皇室家庙。乾隆皇帝特命三世章嘉活佛以满文的语调制定了该寺诵经调式。据记载，乾隆朝曾下令制满文大藏经，但未有实物佐证，直到在殊像寺发现了满文大藏经藏品，这一记载才得以确证。

　　安远庙又称伊犁庙，乾隆在平定准噶尔部之后，安置杜尔博特部一部分迁移到承德定居，为照顾对方的宗教信仰，仿照新疆伊犁的固而扎庙兴建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普乐寺是供来避暑山庄朝拜清朝皇帝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瞻礼、居住的场所，反映了清朝多元融合的民族政策。

　　普宁寺是外八庙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清政府平定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后，在避暑山庄为卫拉特四部上层贵族封官授爵，并仿照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修建了普宁寺。

　　须弥福寿庙是乾隆皇帝为接待六世班禅大师到热河朝觐，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建。1779年，六世班禅大师一行进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六世班禅大师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及随行人员于1780年7月抵达承德。因六世班禅在须弥福寿庙居住过，该寺又被称为“班禅行宫”。须弥福寿庙依山而建，融合了藏汉佛教寺庙的特点，是藏汉建筑艺术交流的典范。

　　普陀宗乘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为共计约六十余处的建筑群，为乾隆皇帝庆祝自己的六十岁寿辰和他母亲的八十大寿而建，外观仿照布达拉宫。斯文·赫定第一次到承德见到普陀宗乘之庙时感叹道：“雄伟，而且富有魅力……其线条所显示的力感，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和迥异的情趣……在中国文化鼎盛时期最为崇高的纪念物前，唯有肃然屹立。”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鼎盛时期，宗教建筑的经典代表作。

　　承德外八庙建筑群融合了汉、蒙、藏、满各民族的建筑艺术所长，将宗教主题与园林格局相协调，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盛况，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外八庙的兴建历经前后半个多世纪，反映了清王朝对民族宗教及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发展之路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生动的历史见证，其丰富而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