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民族》杂志邀请，我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各民族“三交”“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的视角，对西藏相关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推介了30余件西藏历史文物和文化遗存。这些文物和遗存充分展现了西藏考古发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西藏篇章、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成果。
经杂志社审稿、编辑并报上级单位终审后，30余篇文章已收录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并于4月25日正式刊发。我们将按顺序，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第一集 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出土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因其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制作工艺、独特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作为西藏地方文化的早期代表而成为西藏博物馆馆标和镇馆之宝。
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为夹细砂黄陶，口径11.3厘米，底径84厘米，高19厘米，侈口呈喇叭状。其腹部为袋形双体，好像两只小兽相向而立。颈部和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巧妙形象地表现了动物的耳朵和尾巴。双体的纹饰各不相同，一体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线外饰彩:另一体以双勾菱形纹为主，纹内外施彩;双肩各以剔刺装饰的双带纹作装饰。因为该文物由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且表面饰以大量刻划纹和朱、墨两色彩绘，故被称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它距今大约4000-5000年，代表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体现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属于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点睛之作。
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卡若遗址作为西藏首次发掘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占地10000多平方米，出土大型石器约7000件，此外还有骨器、陶片、陶器、动物骨骼、大量谷物以及简单的房屋建筑等，被公认为西藏地区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
在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尽管当时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和烧制水平普遍不太高，器形大多不太规整，但纹饰却非常丰富，通常饰以三角折线纹，再附加堆纹、粗细绳纹、抹刷纹、剔刺纹、压印纹、蓖纹、叶纹等。这些陶器一般用于日常盛水、储存食物等。
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出现如此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双体陶罐?它究竟有何用途?据专家考证，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史前时代，这件陶罐并非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和庆典之用的礼器。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经产生了通过施行巫术来与自然神灵沟通的宗教观念。人类学家、宗教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到，人们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恐惧和崇拜而实施巫术，试图通过祭祀活动联通自然万物，进而获取丰收、免去灾祸。这件双体陶罐，正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对原始先民有着特殊的宗教意义。
事实上，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不仅体现了新石器时期卡若人精湛的制陶工艺及其社会发展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藏远古先民与周边地区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交流。
作为新石器时期代表性文化，卡若遗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出土的陶器虽然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的三足器、圈足器有所不同，但与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却有一致之处。比如，同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这种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遗址里也曾被挖掘出土。再比如，双体陶罐上的菱形图案以朱色和墨色区别开来，朱墨两色的搭配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多见于马家窑文化中晚期。可见，卡若文化中的双体陶罐，是多元文化互动结出的艺术果实，原始时期的卡若地区与周边地区已保持着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提出，卡若遗址首次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将西藏的远古历史提前到距今约5000年前左右，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西藏古代历史。“昌都卡若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从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会研究的新起点，揭开了以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来'书写’西藏远古历史的新篇章。”
因此，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当之无愧!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责编/金向德张昀竹)
敬请期待：故如甲木黄金面具管见
撰稿|沈红宇
编发|高墨函
初审|杨鸿蛟
复审|达瓦次仁
终审|扎呷